译书“撞车”不撞情

1937年春丰子恺在缘缘堂二楼书房作画。

《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

《苦闷的象征》丰子恺译本。

1927年11月27日鲁迅的日记：“星期日。晴。上午得立娥信，十九日发。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即陶元庆——编者）来……”鲁迅这条日记明确记载了丰子恺为译书“撞车”而专程登门拜见鲁迅的事。所谓译书“撞车”是指鲁迅与丰子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几乎同时翻译出版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事，这事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实为稀有少见。

那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究竟是本怎样的书？竟然会同时吸引了鲁迅与丰子恺二位文学巨匠的翻译目光。厨川白村是日本东京帝大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苦闷的象征》是他的一部文艺理论书，也可说是一部美学著作，当时中国正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许多新文学作品抒写了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变革、动荡中的觉醒、彷徨与苦闷。

而《苦闷的象征》正好契合了当时中国的文艺创作思潮，让当时国内的新文学作家们对《苦闷的象征》产生一种美好的亲切感。有人曾说这本书似乎就是对那一时期“苦闷文学”的艺术理论总结。对于这样一本引起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共鸣的有意义的书，鲁迅与丰子恺的眼光是一致的，不谋而合地都把它当作了翻译的对象，实际上也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普世为学情怀。

鲁迅于1924年4月起着手翻译，并于同年10月译毕，初交未名社于该年12月初版。而大约就在鲁迅翻译此书的同时，丰子恺也开始翻译，并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一本书、两个译者、三个月内相继出版，就这样鲁迅和丰子恺“撞车”了……

虽说撞的是译书，但也撞到了丰子恺的心。因为当时丰子恺还是一个文艺青年，而《苦闷的象征》又是丰子恺的译作的第一次出版，所以丰子恺对“撞车”之事深感不安，决定登门拜见鲁迅。此前，丰子恺由内山完造介绍在内山书店结识了鲁迅，有几次还在书店见面时用日语交谈，谈得很是投机，但这次造访不同了，一是到鲁迅府上，二是为了“撞车”要去表示歉意，好在同去的都是熟人，陶元庆是丰子恺在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这次由他带领，黄涵秋是丰子恺在日本留学时交的好友，这二位鲁迅也是很熟悉的。

丰子恺见到鲁迅后很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很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本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的态度消除了丰子恺的顾虑，此时他俩之间的距离似乎也贴近了许多。

在鲁迅与丰子恺的翻译推出后，这本著作逐渐为国内文化界人士所了解，并且译作得到一版再版，从而使这本书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可以这么说：《苦闷的象征》在中国近代文艺美学史上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其他一本美学译作，影响了“五四”时期作家们对于“苦闷”文学的抒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文艺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撞车”的误会是消除了，接着又引出了译文哪一本更好的问题，丰子恺曾说过：“他（鲁迅）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也许这是丰子恺的谦虚之词，而读者中偏偏有一些好事者将两本译作进行比较阅读，定要找到答案。其中就有一位与鲁迅交往颇多的叫季小波的人，他同时也是丰子恺的学生。1989年12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季小波先生的一篇题为《鲁迅的坦诚》的文章。文章说：作者曾在1929年读到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后，感到译文诘屈聱牙，有些句子还长达百来字。于是他觉得还是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季小波继而写道：“我觉得在翻译的某些方面，鲁迅显然不如丰子恺，但鲁迅的文章却无疑是大家手笔。我出于尊敬鲁迅，想对他当面提出我的看法，但又怕过于率直而伤了‘情面’。三思之下，决定还是写一封信向鲁迅‘请教’。我在信中将厨川白村的原文（日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互相对照，提了我的意见，还谈了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过了几天，季小波果然收到鲁迅寄来的长达三页的回信。鲁迅不仅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他译的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自嘲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

在《苦闷的象征》的发行上市问题上，鲁迅首先想到若自己的译本在先，必然会影响到丰子恺译本的销路，便向出版社提出缓期发行。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爱护，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文学起步阶段的扶持。

与其说丰子恺与鲁迅在译书的偶然“撞车”，还不如说是二位文艺巨匠，英雄所见略同的心灵默契和文化认同。“撞车”不撞情，反而撞出了二位大师之间绚烂的友谊火花，为上世纪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本文摘自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星河界里星河转》一书，由上海市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供稿）